今天我們所面臨的一切問題，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答案。

　　從80年代對外開放引入市場經濟以來，總體來看，在這四十多年的進程中，我們都走得特別順利，幾乎沒有遭遇過特別重大的挫折。

　　正因為成就來得太快，也相對輕松，這就可能讓我們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。諸如市場和法治無關，經濟和私人產權無關等等。

　　事實當然不是如此。

　　從1980年到2010年，這三十年的時間里，我國經濟年均增長超過10%，在長期高增長的背后，風險已經在不斷累積，并在2015年前后，出現了第一次具象化的跡象。

　　2015年，房地產市場已經初現瓶頸，那一年的房地產庫存創(chuàng)新高，為了消化這龐大的庫存，我們開啟了棚改貨幣化。

　　棚改貨幣化，簡單來說就是通過舊房改造、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，創(chuàng)造出了一批新的需求，從而刺激了房地產市場的再次增長。

　　此后，供給側、去杠桿等話題被不斷提上日程，地方債務風險也越來越多被廣泛討論，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我們已經逐漸意識到了長期增長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。

　　我們曾用“三期疊加”來形容這一階段的經濟，“三期疊加”指的是經濟增長速度換檔期、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時出現。

　　在新冠病毒放開后，在“三期疊加”的基礎上，有學者認為經濟又出現了“新三期疊加”，即疫后經濟恢復期、市場信心重塑期、宏觀政策優(yōu)化期同時出現。

　　前者指的是居民消費、企業(yè)投資等仍未恢復到新冠病毒前，中者指的是微觀主體預期和信心仍較低迷，后者指的則是傳統(tǒng)的宏觀調控效果邊際遞減。

　　從這些總結來看，對宏觀形勢的判斷都非常準確。

　　但不管是老三期疊加，還是新的三期疊加，都回避觸及根本問題。即這兩個三期疊加是如何形成的？

　　要理解這個問題，就要從過去找答案。

　　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，年均增長超過10%，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，但要達成這一目標，就必然需要重投資、重出口，以及輕消費。

　　這是一個必然的選擇。

　　一個經濟體，要想快速培養(yǎng)消費占比，需要提高人們的收入，而這需要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；反過來，在投資和出口上的重投入，能夠讓經濟體實現快速增長的可能。

　　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，都是出自重投資、重出口以及輕消費。

　　重投資就意味著高杠桿，高杠桿就意味著高負債，出口也是類似的趨勢，對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而言，出口占比越高，就意味著對全球經濟的依賴越高。

　　短期來看，這些可以促進經濟高速增長。但這同樣也符合邊際效益遞減，當經濟的高速增長經過一段時期后，投資和出口帶來的邊際效益減弱，投資和消費的比例結構失衡后，如果仍然延續(xù)過去的路徑，那么就會出現產能過剩、企業(yè)利潤微薄、勞動者收入增長放緩的結果。

　　這個時候，宏觀經濟就到了不得不轉型的邊緣。

　　我們已經在轉型了。對產業(yè)和經濟結構的調整，在供給側的名義下進行去杠桿，但這種藥效帶來的結果是，如果太猛烈，但引發(fā)反噬，但如果太微弱，則起不到預想中的效果。

　　因此，房地產的下行一方面是市場的必然結果。但另一方面，也是三道紅線去杠桿后的結果。

　　房地產在宏觀中，尤其是在增長方面，起到了一個非常大的拖累。

　　由于房地產的產業(yè)鏈長，涉及行業(yè)多，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也大，是經濟的支柱產業(yè)，亦是地方收入的主要貢獻者。

　　問題在于，對房地產的依賴所產生的后果，在今天已經開始顯現。

　　房價越來越高，一些人買房的壓力越來越大，這也導致社會整體消費能力的下降，買房所花費的成本，事實上就是以其他行業(yè)消費減少為代價的。

　　一個時期內，社會的資源總量是恒定的。但當房地產吸收過多的資源時，也就沒有錢發(fā)展其他產業(yè)，當房企負債擴大的時候，也會帶來系統(tǒng)性風險，并波及銀行和金融體系。

　　而對地方來說，過度依賴房地產，也會讓地方財政難以為繼，出現嚴峻的債務問題。

　　過去20多年的房地產呈現的正是這種非理性繁榮。

　　房地產溫度太高不行，溫度太低更不行；地方債務、居民消費，乃至企業(yè)經營，背后都離不開房地產的繁榮蕭條，一旦房地產脫虛向實，宏觀經濟就不得不承受極大的壓力。

　　今天隨著2024年的即將過去，市場對增長的目標也越來越有阻力，9月末推出的一攬子增量措施，就是為了解決增長的壓力。

　　從過去收縮性變成擴張性，是實現增長目標的解法。但問題在于，長期來看如果想要有一個穩(wěn)定健康的增速，就必須依賴消費而非投資驅動發(fā)展。

　　今天我們的最終消費市場還不及美國的一半，一方面這預示著我國經濟依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，但另一方面，消費的增長是最急不得，也是最需要時間的。

　　這次推出的一攬子增量措施，從根本上來看，其實就是用空間去換時間。

　　短期來看，今年還有幾個月就即將過去，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時間里，我們需要去保住5%的年度增長目標。

　　長期來看，為了恢復信心，增量措施只是短期的刺激措施，真正要讓市場回歸健康可持續(xù)的發(fā)展，最終還是要涉及到一些變革的東西。

　　例如市場如何恢復，失去的消費信心如何找回來，最重要的一點還在于，我們應該如何轉型，從過去的基建投資轉型到以消費拉動增長。

　　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但也是我們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。

　　要要想在消費上拉動宏觀經濟的增長，我們就需要讓工資水平增長起來。這就涉及到一個財富分配體系，在過去的一二三次收入和財富分配中，一直存在著勞動者工資過低，社會保障偏弱的問題。

　　今天我們的基尼系數其實也并不低，財富過于分化如何解決，是關乎到消費能否拉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問題。

　　這也是共同富裕側重的點。

　　要想從投資驅動轉向到消費驅動，我們就需要改善當下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系，去優(yōu)化教育、生活、住房等各方面的成本。

　　而當下的一攬子增量措施，其目的就是用空間去換時間，收入上的問題消費上的問題，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。

　　但這，也是宏觀經濟必須要走的一步。